随着中国宏观经济的萧条以及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东南沿海数以十万计的工厂陷入困境，大量工人被裁员，从10月份开始，百万农民工被迫提早返回乡村，他们将为这轮经济调整付出最大的代价，他们极可能是最受伤的群体。据估算，如果经济在明年6月份前无法复苏，新增失业农民工人将超过2000万人。这是一个可怕的数据，早在1961年底，因“大跃进”运动失败，中央政府曾经发布《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将2600人已经进城的农民全数精简下乡，而在1998年前后的国有企业改造中，也曾造成2250万工人的下岗，在当年这都酿成剧烈的社会动荡。

近期的政策动态表明，中央政府在对外贸易和地产消费无法复苏的情景下，试图以巨额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式强行拉动中国经济，其成效实在让人担忧。道理非常简单，如果消费――无论是国际贸易还是国内市场――没有复苏，对交通、能源性企业的投入都将是无法保证有效产出的，它除了让少数垄断企业获得大量机会以及造成新的投资浪费之外，很难有正向的效应。

在我看来，当前政府最应该提出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就业保障计划”，以此为核心，实施企业减税、社会保障及失业救济等一揽子救援方案，并对各地政府进行刚性化的考核监督。这样的方案也许比拿出数万亿元救市要复杂得多，但却是根本之道。

当然，政策的轨道似乎正铺向另外一个方向。

在充满了无穷变数的2009年，一个似乎确定下来的事实将是：我们的农民兄弟，将一如既往地、以无比惨烈的方式第六次“拯救”中国。

昨天受到一个朋友的邮件，有些问题很有意思，我帮着回答一些

1：国际原油最高的价格到过接近150美元一桶，但是现在已经50美元了，按道理说应该要跌到三块多钱一升，为什么国内的油价还不降？

回答：估计是150的时候囤太多油了，结果没涨到250。
但是，我们可以理解为我们都在献爱心，这样会舒服很多，油价只要坚挺一天，政府就能多赚几十亿，油价坚挺几个月，汶川就建设好了。所以，没有捐款的朋友也不用内疚，你以为你能不捐款麽，在不知不觉中，你早就捐了。所以，大...

Echo in the Dark

A radio station strives to keep the airwaves free.

by David Remnick September 22, 2008

In the land of the Soviets, the voice of the Kremlin was everywhere, an omnipresent reality-via-radio that long preceded Orwell’s dystopia. Lenin and Trotsky fomented revolution primarily in print—in the commanding editorials of Iskra and Pravda, in the frenzied leaflets passed around in St. Petersburg meeting halls and later reprinted in “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but the leading instrument of enculturation and inundation under Joseph Stalin was a broadcast technology called radio-tochka, literally “radio point,” a primitive receiver with no dial and no choice. These cheap wood-framed devices were installed in apartments and hallways, on factory floors, in train stations and bus depots; they played in hospitals, nursing homes, and military barracks; they were nailed to poles in the fields of collective farms and blared along the beaches from the Baltic to the Sea of Okhotsk.

《炎黄春秋》杂志刊登八九之后有关***的首篇正面报道专文，引起中南海一位前主要领导人不满，要求一位政治局常委严肃处置。主管文化部以年龄为由，要求社长 杜导正等一批杂志社领导退休。在今年改革开放三十年和明年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的敏感时期，《炎黄春秋》的命运引起境内外极大关注。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担忧多年的事终于悄悄降临，人们感到了寒意。屡屡发表说真话文章而「为改革鼓与呼」的《炎黄春秋》月刊，日前遭北京当局整肃，此举被政治学者视为「六#四事件以来最大的一场封杀媒体的大戏」。

事缘《炎黄春秋》九月号刊登了新华社四川分社前社长孙振的七千字长文《文革后期我与四川省委书记的交往》，这是自八九年以来，中国大陆传媒首次以中共前总书记***为主要描述对象的专篇正面报道，讲述了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在农村基层调查并调整农村政策，获得「要吃粮，找紫阳」美誉的故事。

当下，各地都在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路程，而再过七个月正是八九年「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在这重要而又敏感时期，《炎黄春秋》的命运，正涌动着一股激流，「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事情未来的发展，引起境内外的极大关注。

据悉，孙振的长文九月发表后，当即引起中南海一位前主要领导人的不满，要求中共中央一位政治局常委严肃处置。二十多天后，即十月中旬，文化部着手处理。《炎黄春秋》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主办，研究会是挂靠在文化部的一个社团。文化部欲以《炎黄春秋》的社长、副社长、秘书长、编委年龄过大为借口，更替领导班子。

不过，有人认为，《炎黄春秋》不是官方办的杂志，政府没有投入一分钱，没有给一个编制，政府无权限制领导班子的年龄，就好比无法规定民营公司老板的年龄一样。下手处置确实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在当今要求「还权于民」的理念下，文化部迟迟难以作出抉择。将近一个月过去了，没有动静，人们以为事情或许淡化了。不料，日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终于传达指令，以年龄为由，要求社长杜导正等一批杂志社领导退下来。

孙振长文的责任编辑是《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年逾八旬的杜导正，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后任新闻出版署署长，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身体硬朗，一些重大稿件都由他动手修改、最后拍板。

编委、副社长杨继绳说，杜导正是「八十岁的年龄，六十岁的身体」，有读者还加了一句「四十岁的思想」。杜导正始终主张，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退步，也不能激进，而应该有序地、稳固地、逐步地「碎步前进」。

作者孙振，新华社四川分社前社长，一九四六年十六岁时加入中共，曾任新华社党组成员。文章开篇说：「改革难，要想在乱时谋改革更难。身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在十年动乱的『文革』后期，心系民生，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政治风险，谋求农村的经济改革。」
上 世纪七十年代初，需要在省际交流干部，孙振从新华社江苏分社调到四川分社任社长，***从广东省委调到四川出任省委书记。于是他俩有了交往。一九七六年， 四川「文化革命」的派别争斗依然严重，一次，他随***下农村「微服私访」。文章回忆说，***每到一地，不淮地方党政机关派人迎送，直接步入田间与农民 交谈。这次出行共走了十多个县市，零距离感受***在那个特殊年代，坚持实事求是、调整农村政策的许多故事。

孙振在文章最后说，「在广大农村改革的早春时节，『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是人民对紫阳的最为美好的赞誉」。

《炎黄春秋》接连刊出关于***的文章。二零零七年七月刊登国务院前副总理田纪云的《国务院大院的回忆》，是八九年以来首次在公开报刊上正面出现赵的名字。随后，又连续发表了田纪云回忆改革开放的文章《近距离感受邓小平》（零七年十二期），《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零八年一期），《对外开放是怎样搞起来 的》（零八年二期），《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十大措施》（零八年三期），每一篇都提到***的名字。于是赵的名字渐渐脱敏。零八年第四期又刊登赵的秘书李树桥 的文章《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决策机制》，也肯定了赵的贡献。第九期孙振的文章是第一篇长篇专文。有评论认为，这就是在目前态势下的一种「碎步前进」、「逐 步推进」。
二零零九年六月，是「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炎黄春秋》如此敢于突破，有高层人士担心会引起国人更进一步联想。《炎黄春秋》是中共党内一批老干部主持、聚集的「家」，是当下中国能对宣传部门的宣传口径有所突破的唯一阵地。

二零零八年春夏，中国政坛传出奥运之后媒体宣传政策会收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七月三十一日在***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认为「今年的中国是很不平凡的一年，多事多难，大喜大悲」，从中获得诸多启示，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在未来前进 道路上，「要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动摇，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更主 动出击。

时下，中共体制内已退下高位的一批老干部闻悉《炎黄春秋》面临整肃，纷纷对杂志社作出声援，他们认为对文化部的处置绝对不能让步，「文死谏，武死战」，要「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这不是杜导正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一大批老***员发表声音的阵地是否存活」，「这一阵地来之不易， 不容被剥夺」。

《炎黄春秋》于九一年创刊，在老将军萧克和张爱萍的支持下，一批中共党内老人白手起家创办，至今没向国家要一分钱，全由自己经营。 这些办刊老人不善经营广告，主要靠发行量。《炎黄春秋》的读者几乎都是老干部和老文化人。最初发行量四万多，近年每月都是数百数千增加，如今总发行量已超 逾八万册。

二零零八年初，杜导正说：「《炎黄春秋》的二零零八年办刊框架，总的说思想要解放，要有突破，要『大框框守住，小框框放开』，这『大框框』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邓小平理论和科学意义上的三个代表、***报告，这些要守住。我们有几个硬性规定，有些问题内部探讨怎么谈都可以，但公开发 表就不能碰：多党制不碰，军队国家化不碰，六#四事件今年不碰，***不碰，现任的和上一届的中央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问题，包括他们的家庭和案件不碰。」 他认为，政治民主，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国当前和今后前进中最核心的问题。中国今后要继续前进，非突破这一条不可。他说：「我提出『碎步前进』的理念，慢 慢推进，向前走二十年、三十年，条件成熟了，步子再加大些。我是乐观派，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谁都阻挡不了。我常常说要记住林则徐的那副名联：苟利国家生 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杜导正说：「现在的舆论环境，主流是不错的，当然前进中一定会有波折，他们进一下，退一下，朝左偏一下，朝右偏一下，甚 至有时候镇压一下，这很正常。我们杂志的理念是一定要客观，一定要对人对事公平，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经得起人民的认可。」杜导正认为，当前中国民主 政治往前推进最可行的方案，就是要回应***的号召，放宽言路，营造宽松的舆论环境，然后逐步放开。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有责任，意识形态管理部门有更大的 责任。

这些年来，在杜导正主持下，《炎黄春秋》发表了引起当局某些高层人士不满的重要文章，大致有五类。除了上述有关***的文章外，第二类是关于***的文章。

从一九九四年胡去世五周年刊登第一张照片并配小诗起，直到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召开***九十周年纪念座谈会，前后刊登了三十多篇关于***的文章。胡 耀邦的名字从和***一样敏感到脱敏，最后竟召开纪念会。一九九四年第一篇关于***的照片刊登后，当局曾下指令收回该期杂志。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胡的纪念座谈会在十九日召开，此前半个多月发行的《炎黄春秋》十一期杂志，由于发表田纪云、任仲夷等十四位中共老一辈高官的文章《我们心中的***》，竟然也被下令禁止发行，引起读者强烈不满。不过，此后关于***的文章彻底开禁了。
第 三类是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每次中共党代表大会，《炎黄春秋》都会发一篇曾任***秘书的前电力工业部副部长、中组部前副部长李锐，写给大会的呼吁加 快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中共召开***，即二零零七年十月发表了他的《完善我党领导的几点想法》；中共十六大，即二零零三年一月，发表了《关于我国政治体 制改革的建议》，此文被《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转发，但报纸被查封。

此类文章在《炎黄春秋》中占有极大比例，二零零八年五月，刊登十一位专家学者笔谈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的文章，主题是「推进民主是第一要务」；七月发表十六位专家学者笔谈汶川地震，总标题是「汶川地震：以历史进步补偿灾难」，鼓吹开放传媒空间。

第四类是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道路的理论探讨。二零零七年二月，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 前途》，引起巨大反响。二零零七年六月，发表了谢韬和辛子陵的《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与中国改革》；二零零八年二月，发表了曾任中共中央农村政 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的《当代中国与新民主主义结构》；此外，还有六月号的杨继绳《集体世袭与权力场》，七月号的辛子陵 《合成一个新东西》，八月号的彭迪《普世价值：驻外记者的感想》，十月号的应克复《我看党和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十一月号的吴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论稿》 等。

第五类文章是以亲身经历的史实，还原敏感而重大的历史事件真相。《炎黄春秋》率先还了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一个公道，接着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张 闻天。《炎黄春秋》众多文章如实记载当年「大跃进」、「大饥荒」、「反右运动」的文章。零八年七月发表金雁的《一月剧变：超过十月革命的大事件》，重新评 价十月革命。在全国媒体闭口不提「文化革命」的现状下，《炎黄春秋》这些年来却一再发表文章描述文革。

十一月七日，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新闻采访活动保障工作的通知》，通知强调，「要依法保护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的合法权益。新闻机构对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事件依法享有知情权、采访权、发表权、批评权、监督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干扰」。

北京一批中共党内老干部说，「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为什么文化部还要对《炎黄春秋》作出整肃？创办这么多年来，《炎黄春秋》被「整」挨 「批」达八九次，跌跌撞撞，步履维艰，但毕竟走过来了。以「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以史为鉴，与时俱进」为办刊理念的《炎黄春秋》的命运，正引起世人的关注。

他由母亲一手带大，而她却是父亲养育的。他母亲安排了他们的约会，她不知道他母亲是否已经把这件事告诉了他。

思玉38岁，而瀚峰，那个思玉将要见到的男人，已经44岁了。思 玉的父亲把思玉抚养到大学毕业，然后与一个小他30岁的女人结了婚。女人有一个从前婚带过来的儿子，思玉的父亲把他当作了自己的儿子。男孩今年高三，思玉 告诉父亲，他应该过上平和简单的生活，所以思玉客客气气与父亲的新家保持着距离。每年的除夕，还有其它一些节假日，思玉都是和瀚峰的母亲一起过的，她是学 院的动物学教授。老太太什么时候有兴致邀请思玉没有准头，所以思玉尽量让自己空出来，结果大多数节假日她都是孤身一人。

思玉和瀚峰互相打了招呼，思玉说，“这些天戴教授一定牵挂学生 了，”尽管她知道，他母亲牵挂的恐怕不是学生，而是她办公室里储物架上的那些哺乳动物和鸟类的白色头骨。她的抽屉里放着解剖刀、钳子、镊子，她总是小心地 把它们擦干净，保管好。她用对动物研究的热忱来遮掩她对人的冷漠。思玉与戴教授初次相遇是在学院开学的那一周，新生们被领着参观校园的时候。老太太正在昏 暗的走廊里追赶着一只大摇大摆走路的猫头鹰，一点也没有注意到眼前的一大群新生。她微微弓着腰，像是猫头鹰的妈妈保护着自己的孩子。有个男孩走前一步，想 仔细看看猫头鹰，她赶紧把猫头鹰抱在怀里，瞪了男孩一眼，然后大步走开了。

瀚峰说，“她肯定很不习惯退休生活。”他母亲看轻那些一有机会就 为别人做媒的女人，但是瀚峰回国还没有几天，她就提出她有一个以前的学生，瀚峰应该见见。母亲没有多说什么，但瀚峰感觉她想的是他的婚事。虽然离开母亲已 经有二十年，他的这一点并没有改变，他总是在母亲把话说出来之前就知道她心里想的是什么，他不知道母亲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Beijing’s great new architecture is a mixed blessing for the city.

原文地址：forbidden cities

翻译：邮差（猜猜他是谁？）

城市规划师Edmund Bacon曾经描述说北京“可能是人类在地球上最伟大的单一作品。”可以想像一下19世纪30年代他来到北京那时的情形，外城墙连绵护卫，紫禁城坐镇中 心，整个城市整合成型，它有着庞大尺度的几何结构，兼具对称性和精确性。胡同系由星罗棋布的民居院落沿着小巷排列成型，它们构成了城市肌理的大部分风貌， 在对于北京城的重要性方面，他们甚至绝不亚于庙宇和皇家建筑，事实上，北京的宗教和皇家建筑本身就是庭院和街巷的细密结合体。北京城就这样浑然一体。

可是，那样的风貌无法永远保留，它终消散了。毛xx当年努力想把北京变成工业和政治中心，工厂和硕大的机关大楼遂在这座城市生长起来。而如今，毛的北京却几 乎跟没落的紫禁城落得个同样的命运。工厂被迁至城市边缘，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城市轮廓，它与上海所展现出的那种对于高度的沉醉不同，也区别于香港城市轮廓的 逼仄和紧张。在北京，高耸的大楼在广阔的空间里四散林立，平庸占据了它们的主流，而余下的另外一些则显得不可思议，为了取悦某前任市长对于中国元素的偏 爱，其中一些于是被盖上了宝塔一样的大帽子，而另外的那几座大楼，则与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同类一样，正展露出摄人心魄的气势。在北京，最新的潮流是如何能用 建筑震惊世界，其结果也是相当醒目——一座明白无误属于21世纪的城市横空出世，它的前卫主义趣味中混杂着一味追求发展而潜行着的冰冷无情。今日的北京就 如同毛时代的北京一样拒绝情感的流露，而对于历史，假若历史成为绊脚石，这座城市绝不会对其存在保有多一丁点的耐心。可北京又不情愿像上海那样，单单为增 长率所定义，或以迪拜的方式，拿完全人工斧凿的夸张面目示人。前些日子我到访北京的时候，建筑师Ole Scheeren这样跟我讲道：“北京在弃绝其自身历史脉络方面的能力卓绝，可偏偏它又不想放弃自己特立独行的形象。”

 

中国维权新模式(亚洲周刊) 

章海陵、張洁平、李永峰/文

中国出现的「胡佳现象」——越来越多民间志愿者不以意识形态为号召，而是具体问题具体解决，针对弱势群体全力 救援，善用互联网和手机，形成公民社会的力量。获欧洲议会颁发萨哈罗夫奖的维权人士胡佳，已系狱十一个月，他强调自己「不懂政治，只想要公正道义」。中国 网民用调侃商业广告的方式，展示对胡佳的支持。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欧洲议会将年度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授予中国著名维权人士胡佳，以「表明对那些在中国为了自由而每天奋斗的人权捍卫者们的由衷感谢」。当议会主席汉斯-哥特•波特林宣布这一消息时，斯特拉斯堡议会大厅内掌声一片。

此时的胡佳，已经在北京市监狱度过第十一个月。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在参加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关于奥运会临近期间中国人权状况的网络听证会的时候，他在自己的 住所被国保警察突然带走。随后，他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并最终于二零零八年四月三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获萨哈罗夫奖之前，胡佳是二零零八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人选，也是二零零八年巴黎市荣誉市民。对于西方奖项频频垂青一个中国在押犯人，中国当局的回应措辞极其严厉：「对中国内政、司法独立和主权的粗暴干涉」、可能「严重损害」中欧关系、「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但胡佳的能量，在于他展示了中国近年涌现的「胡佳现象」，不以意识形态为号召，而是具体问题具体解决，针对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全力救援，并且充分发挥互联网 与手机短信的威力，形成公民社会的力量。他就和当前中国越来越多的志愿者一样，不去为理论争议，而是一步一脚印，行动优先，作出维权的实践。他对亚洲周刊 说：「我不懂政治，我只想要公正道义。」

得奖消息公布的那一天，北京后海的酒吧里，一些沉默的朋友为他举杯庆祝；网络上，不少网民并不直 接讨论胡佳，而只是转载境外媒体的新闻，在跟帖里，「支持中国的诺奖候选人」、「支持胡佳」这样简单的留言俯拾皆是。Adidas公司为与胡佳同名的奥运 男子跳水冠军制作的广告图片被广泛应用：「与胡佳一起，二零零八」。网友们用一九八三年出生的跳水名将，暗指牢狱中那个一九七三年出生的年轻父亲。

民间自发的广泛而带有温情的关注，在九十年代以来的类似「良心犯」中十分少见。一位曾跟他有短暂交往的媒体从业者说，原因很简单，「他跟许多政治异见者不同，他毫无心机，全心奉献，是个真正的好人」。

但更重要的，胡佳不能算是政治异见者，因为他并没有挑战执政党的统治，也不会挑战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只是用中国公民的宪法权利来维权，落实他自己所相信的正义、道德和良知。

自 九十年代以来，胡佳关注与努力的领域从环保到艾滋病再到各领域维权，法律学者许志永曾说：「他是一个赤诚无私的志愿者，几乎是一个职业的志愿者，哪里最需 要有人帮助，他就出现在哪里。」他在内蒙古恩格贝沙漠种过树，在可可西里为保护藏羚羊奔走，在湖北天鹅洲救助过受困的麋鹿，在河南艾滋病疫区，为那些绝望 的病患奔走呼吁。

后来，二十一岁的女大学生刘荻被捕，他去公安局认真地质问为什么？***逝世十五周年，他去天安门广场献花；***去世，他前往赵府吊唁；他积极营救盲人维权者陈光诚，为律师高智晟、维权者郭飞雄奔走呼吁，照顾他们的家人；他看望***伤残者，也参加保卫钓鱼岛的抗议……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事实上，对于这些领域，胡佳是没有选择的。他做的许多事情并不聪明，没有意识形态之争，没有政见之别，甚至谈不上一点点「权衡」、「博弈」。

许志永在胡佳被捕后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国家主席***，他诚挚地说：「他（胡佳）的内心充满了阳光，从没有任何阴谋，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公开的。」「当所有的人 都沉默的时候只有他从不顾及自己的安危……他的声音代表了这个社会的另一面，成千上万的土地被征用者、房屋被拆迁者、输血感染艾滋病者、司法冤狱受害 者……当他们的吶喊无法在自己国家的局域网上出声的时候，他们找到了胡佳，一拨又一拨的***者来到他的那个叫做自由城的家，胡佳帮助他们把声音传给文明的 人类。」

他不吝于对任何人的帮助与同情，亦不拒绝任何一双伸向他求援的手，包括被迫害的维权律师、民间艾滋病自助团体、***伤残者、受打 压的不同政见者。这让他身陷越来越多的敏感议题——艾滋病、***、维权、西藏、保钓以及奥运与人权……到最后，几乎「大满贯」。他患有严重的肝硬化，每天 却异常勤奋地工作。尽管，他经常莫名其妙处于被非法拘留、软禁、监控的状态，他仍尽其所能地利用网络，向各方传递各种需要帮助的受难者信息……

改革开放三十年，神州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中共执政当局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路线，国际事务中也放弃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中国以「急行军」方式走上追 求现代性的「不归路」，迅速扬弃陈旧理论和观念，在社会上产生连锁反应，那就是，中产﹑小资﹑志愿者﹑维权者及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团体的登场。

他们注重实践，要当「行动的巨人」，不做「语言的侏儒」。他们在理念上「没有主义」，不把任何意识形态定于一尊，颇有胡适「少谈一些主义，多研究一些问题」的风范，但对普世价值却有一份执着的坚持。

 

转自：东方早报

毛尖：《智取威虎山》中有句经典台词，“八年了，别提它了！”我想，碰到有人问长问短又问八年出鞘的《巫言》，你是不是也很想说这句台词？说老实 话，看了有关《巫言》的不少采访和文章，我也对自己说，不要再问“巫”是什么了，不要再问“当年”和“过程”了。但接着的问题是，我可以像所有的菜鸟粉丝 那样，问一些最傻气的问题吗？能告诉我们，你是不是也很在乎容貌？你迷信吗？谁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当然，最好不要说你家里的人，也不要说你的流浪 猫。

朱天文：是不是在乎容貌，应该这么说，有我在乎的人在面前，我就很在乎。很久以前我写过一篇短文《女人与衣服》说，女为“己悦”而衣，不为给谁 看，而就是自己喜欢，像我很爱的王维那首诗：“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自开自落，是自证的，有一种喜悦。至于女为“己悦者” 衣，为自己喜欢的人穿衣，那是有了可以讲话的对方，不但开心，还刺激，有挑战性。而古来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女为喜欢自己的人穿衣， 那是谦逊，敬重世情。像七月香港书展，有读者从东京、上海飞来的，从洛阳坐火车来的。我约他们四人在饭店咖啡厅见，便盛装盛容出现，为报答他们的远道而 来。

说到迷信，我只怕是理性过了头点。世上最亲的人，排除掉家人和流浪猫，那当然是侯孝贤导演。我认识他快三十年，参加过他的电影剧本工作至少十七部。

毛尖：我读大学的时候，看到了你的照片，当时真的是惊为天人。我反反复复看你的照片，你们三姊妹的照片，你们全家的照片，羡慕死了。后来，我看 你的小说，比如《世纪末的华丽》；看你编剧的电影，比如《恋恋风尘》，常常会因为小说或电影而想到美丽的作者；反而，在你这本颇多个人性东西出场的《巫 言》中，我倒觉得不那么朱天文了。还是，通过这本新著，你分花拂柳旁逸斜出地就是要让人“迷失巫界”？当然，“迷失巫界”，换一个说法，也就是对读者当头 棒喝，揭露出眼下世界的淫淫乱乱。不过，我很想知道，这怪力乱的世界对你，是不是亦有它的迷人处？

朱天文：是的，我永远迷恋现世。为了把迷恋整理出一个头绪，所以我写小说。

　　这几天心情就像眼下的天气，阴冷而郁闷。郁闷来自千里之外的故乡。上周，连续接到家乡的七个求助电话。几件事概括起来是：两起土地纠纷，一起离婚官司，一起打架案件。还有两起无法归类，在此不赘言。

　　两起土地纠纷，一起是我姑表哥租种当地农场的土地，合同在手，今年的小麦不但没种上，反而被同乡的地痞殴打一顿，抢走了土地。

  乡派出所说要调查，至今不见进展。农场则说，合同你拿着，地就是你的。人家不让你种，俺也没办法。县法院说，你们和解吧，农场愿意退还土地租让金。表哥说，那个地痞在村里、乡里和法院里都有一定关系，尽管只是几个小办事员。

　　另一位姑表哥到外省承包种地，结果当地农民阻挠他们继续耕种，说是村里把土地贱租给外地人未经过他们同意。本是村里内部矛盾，却苦了我表哥这些把身家性命都押在土地上的外地人。表哥现在心急如焚，不知道明年还有没有地种，那押上去的宝还有没有可能赎回。

　　离婚官司是这样，我的一个舅表姐经常被男方打，她提出离婚，孩子却判给了没有抚养能力的男方。而之前，表姐希望孩子判给她，她愿意放弃向男方收取抚养费。结果对方在法院有关系，女儿判给了男方，以便向女方索取高额抚养费。

　　打架也差不多，一个远房亲戚因为与邻居发生口角被打成重伤，派出所对方有人，一直在拖着不管。

　　感谢你耐着性子听完这一地鸡毛的故事。我的那些乡亲和亲戚们却不管那么多，无论你在凌晨6点的睡梦中，还是在开会，在地铁里，你总能从电话里听到那熟悉的、急迫的、近乎哀求的乡音。

　　手机上熟悉的区号，不由得让你心头一紧。一方面，我就像《一地鸡毛》里的小林，给乡亲无限期待，却没能提供多少帮助，不过是京城里的平头百姓罢了，因此常常内疚。另一方面，每每听到这样的求助，我都会再次印证心中那个模糊的印象：故乡在渐渐地沦陷。

　　看到过多篇主题为故乡沦陷的文章，多是描写家乡文化的沦陷、自然环境的沦陷。而近几年，我的家乡则似乎是另外一种沦陷——公平正义的沦陷。这种沦陷已经波及到了千里之外家乡游子的平静生活。

　　面对求助，每一个游子都不会无动于衷。一向书呆子气的我，每次都会将仅有的关系网翻个底朝天，请家乡媒体、政府、司法机关里的同学朋友各尽所能，各显神通。但是，成功率并不高。对乡亲们，宁愿给他们一点经济上的帮助，我再也不愿意当信访专员。

　　办砸的事，令人懊丧；办成的事，你也不会有匡扶正义的感觉。非正常的事情，用非正常的手段去解决；被欺辱的群体，以欺人之道反欺人。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可持续，也不正常。

　　总感觉，家乡已濒临孙立平先生所言的“底层沦陷”。沦陷之后，失去的是正义公平，流行的是“丛林法则”。乡亲们一方面要面临强大的基层“利维 坦”，另一方面，灰黑势力像一张网一样时时“在场”，虎视眈眈。在那里，原本平和中正的乡亲，每个人都有一肚子怨气；原本善良木讷的村民，每个人都觉得别 人欠他一身债。他们却找不到说法，找不着评理的地方。于是，淳朴的脸庞上会多一丝暴戾，无奈的心绪会变成一分绝望。

转自peking duck的博客

I am glad to see (via ESWN) that another blogger, and an especially good one, is asking the same simple question I asked last week. … I’m not sure what [to] make of the EU choosing him over other Chine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