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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北京奥运不到一个月了，北京的空气仍然灰蒙蒙的。尽管国际奥委会通常会称赞这座城市为奥运所作的准备，但它说污染仍然是个突出的问题。随着奥运的脚步越来越近，人们越发担心投入环境清洁的170亿美元无法让奥运摆脱呛人的阴霾。

　　但一些熟悉北京短期污染控制计划的专家表示，在奥运筹备的最后阶段，北京的空气应该会大大改善。对该国的荣誉和成功的盛事而言，这将是一个好消息。然而，这样的解决之道只是权宜之计，一旦控制结束，北京很可能又回到烟雾迷蒙的常态。

　　这种解决之道的核心在于政府勒令打压工业和交通。北京已经宣布建筑工地、矿和化工厂在7月20日开始停工。北京的一些污染工厂被要求减排30%。在邻近的天津和唐山，超过三百家工厂在奥运期间关闭。

　　和长沙众多年轻人一样，毛策（音译，Mao Ce）很难讨论自己的未来。他表示：“我觉得我的生活就像风，风速快而且常常改变方向。我没有未来规划，我也不想要。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将来。”这名24岁青年的言论不是青年忧郁症的反映，他的愤恨和绝望在长沙年轻的成年人当中是很普遍的。

　　拥挤的水泥建筑中间夹杂着豪华的、新建的林荫大道，以及玻璃材质的高层建筑，中国第19大都市长沙沉浸在建筑的喧嚣和中国繁荣城市中常见的灰色烟雾当中。毛策所在的城市是一个杂乱的地方，他和他的同伴们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占据一个独特的位置。作为中国一胎化政策的产物，这些二十多岁的青年在适应以超凡步伐变化的社会时，感到自己被留下来承担政府的错误。父母那一辈人所获得的那种生活保障（就业安排和社会保障），他们错过了；比他们晚出生几年的人们所享受到的那种相对自由，他们感到隔阂。毛策介绍自己的小女朋友：“她只比我小一点，20岁，但她与她的朋友和我与我的朋友之间就有很大的差别了。他们的思想和世界观要开放得多。”

　　毛策从来就没有正经就业。他高中辍学，几乎没有机会在沉迷学历的现代中国就业市场找到好工作。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他和父亲及祖父生活在这座古老都会中心附近一座摇摇欲坠的、苏联式的公寓楼里，住在6楼。毛策的父亲拥有这间公寓，这是他在国际贸易中取得一点成就的标志。但尽管不愁生活，毛策感到自己被抛在后头，在当今中国，机遇的自由创造出一种无法抵抗的、力争成功的压力。毛策表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我们不共和。共和就是饥饿的人可以获得食物而无须付费，就是大家都像兄弟姐妹一样亲切，就是互相尊重。现在的人不是这样的，他们只关心自 己，只想赚更多的钱。多数人只思考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的东西，他们的阿迪达斯，他们的耐克。”

　　毛策和他的朋友们，以及长沙众多年轻人们，仍然停留在成人期推迟的阶段。他们失业，心怀不满，他们在派对、毒品和前辈们所不知道的性自由之间飘荡，对于生活，他们感情矛盾。有人经营小商务——DIY音乐，纹身房、麻醉药品用具店（head shop）等。毛策自己有时候从事DJ工作，但在长沙这样地方化的城市，他不指望可以以此为事业。他表示：“我没有愿望或梦想。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有梦，但如今再也没有了。也许我现在更加实在了。”

（作者 Rian Dund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