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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文章内容的问题。大多数字词，被我和谐或者用xxx代替。我相信，许多人应该都能猜出那些字词背后的原意。

非常感谢小牙同学的热忱。哈哈哈

Tiananmen’s Wake

A novel of hope and cynicism.

by Pankaj Mishra

To Westerners, the students at Tiananmen seemed united, but Ma Jian’s novel portrays them as egotistical and fractious.

原文链接：《 Tiananmen’s Wake》

译者：小牙

一部小说的嘲讽与希望

1、

目前我们依然无法知晓，19xx年6月3日，到底有多少无名的公民在游行时被xx军驱逐出xx门并杀害。这些被称做“反xx”的名字从未公布。他们的亲属也不能公开的为他们哀悼。每到纪念日，警察就遍布xx门广场，驱散所有试图纪念死伤者的行为。那场屠杀在中国是不能提及的禁忌。

操纵集体失意的尝试似乎成功：最近，北京大学的学生没有认出那张著名的xx门事件照片。照片上是一个拿着塑料袋的年轻人试图抵挡坦克。如今那些曾经的学生领袖已经逃亡，有些成了投机资本家，有些成为了基金会成立者。而中国已经奇迹的从贫困的毛时代变成了狂热的消费主义，至于七八十年代为民主而战的精神所剩无几。正如马建的新书《昏迷北京》的主角戴伟所说“没有人再说xx门事件了！”

马建，北京人，xx门事件的参与者，现流亡伦敦。他小说的人物戴伟在被从xx门驱逐的时候，脖后中枪，并昏迷多年。马建通过戴伟的讲述试图记录xx门事件，以及中国是如何快速的把这些记忆抹去。米兰.昆德拉也写过类似的共产主义内幕，他说：“人和权利的斗争就是记忆与忘记的斗争”。《昏迷北京》这本密密麻麻近六百的出版物正试图铭记“xx门一代”的挣扎。

马建关于中国的写作，有着强烈的流亡色彩，他只关心一个社会。他的急切与热情随处可见。“我们已经被压碎并变得沉默，”戴伟的同事说，他的一条腿被xx军的坦克压坏。“如果我们现在不在意，以后我们会被从历史删除。”戴伟的内心常常被他的探望者激起涟漪，他注意到了每个新发明，手机，电子邮件，光碟，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新时代的信仰以及奥林匹克，这些东西诱骗着他的同胞忘记19xx时的理想主义。“随着社会的改变，新的词汇也不断出现，比如：桑拿，私有车，房地产商，房贷”戴伟说。同时，他无助的看着自己日益衰落的身体也变为商品：他的尿液被庸医用于治疗，他仅存的性反应被性猎奇者利用。无助的母亲为了支付他的医药费不得不卖掉他的一个肾。最后，一个香港来的地厂商拆掉了他狭窄的居所，为的是美化奥运环境。小说的最后一幕，繁荣中国的推土机和xx军的坦克和为一体组成暴力与破坏的结合。

2、

飞利浦.罗斯曾经几分嫉妒的做过比较，他说美国作者可以写任何他们想写的东西，但是常常被忽略，但是他的东方同行没有什么写作自由，但所写的任何东西都会被尊重和关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表面下的资本主义国家，依旧保有着对写作自由的严格控制。《昏迷北京》不能够在大陆出版（但是可能会有来自香港或者台湾的盗版），所以他的主要读者会在中国以外。

中国以外的西方读者很难对参加x威的学生提出什么尖刻的批评。对于他们，学生是坚强并活力充沛的，他们对独裁和专权有着一致的对抗。但事实上，他们是自我又易怒的一群人，意见分裂且各怀鬼胎。如今，逃亡的领袖们彼此责怪当年的失败。马建用了上百页描写他们的丑行，最大限度的还原了事件真实和人物个性。对于他来说，解释绝食指挥中心，北京学生组织，地方学生组织的不同，和描写戴伟的女友一样重要。

小说的书写方式与东欧以及苏维埃反对党的文学有几分相似，混合了现实主义和荒诞主义元素。小说的一幕让人印象深刻，病床上的戴伟正被不明来历的访客挑逗而中国正在欢庆香港回归。共产主义作家的写作不可避免的集中在被克里马称为“集权系统里特有的迷人情节”上。“人性总是存活在谎言和借口”国家的压制和恐吓添加了作品的韵味，赋予了不同于真实材料的形而上意义，以及有别于单纯文学的诗意。《昏迷北京》用顽强又准确的社会现实抨击共产主义，这和昆杜拉以及克里马将政治描写，情色的记忆以及哲学的沉思并列有类似之处。昆德拉的作品常常把性爱作为对于集权控制的解药。马建有着相似的艺术天赋。戴伟的经历与克里马作品“爱与垃圾”里的主角一样，收拾被“困在禁忌”里的作家一心要逃到“天佑的净土”。

3、

马建是中国艺术家，知识分子，生于1953年，在文革晚期成年。同时代的艺术家还有陈凯歌，张艺谋，以及艾未未。他们是中国在从“计划”向市场转型下成长起来的第一代艺术家。他们没有经历毛时代最残酷岁月的折磨，并有胆量在艺术上做新鲜尝试。国家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当权者也摒除了一些自我矛盾的理念。再下一次镇压发生之前，人们还以为一切真的都有可能。

马建似乎一直停留在新反文化时期，汉学家闵福德称这一时期为“流氓文化”。与第一任妻子离婚并被女友抛弃后，马建开始称病不去工作和无所事事的酗酒。1983年，被称为“精神污染”的他，带着一个相机和笔记本，还有惠特曼的《草叶集》离开北京。他依靠各种古怪的工作以及朋友和陌生人的好心在中国游荡了三年。1987年他移居香港，并且出版一本有关他在西藏旅行看到所见的书。书里描写了中国最虔诚少数民族的退化，以及他们是如何拒绝接受不断发展的社会现实。之后马建被禁止在中国出书。

马建将他八十年代中期在中国的见闻写在《红尘》里，这使他被西方认识。书里他常常对于政府的残酷和庸俗愤怒。在一个乡村的小型读书会里，他说，“我永远不要一个政党告诉我如何生活，什么时候死以及该相信什么”。之后，他背诵了艾伦.金斯伯格的《嚎叫》中一段对美国的嘲讽。“他是在说他自己的国家不适合人类居住，那么他应该来中国住一个月，然后看看他怎么想。大家都在做白日梦，我们应该对着窗户唱出我们的绝望。”马建说。

19xx年的xx门，吸引了很多马建一样的梦想家。他为了参加学生运动从香港回来，住在一间小房子里。运动之初，似乎是前十年商业自由导致的政治胜利。中国的八十年代中期，正如马建在《红尘》里的描述“开始了动摇，如同要开的水壶”。马建鲜活的描写了从毛时代走出的中国人找寻自己的道德领地的过程。那片领地依旧贫瘠压抑但是又有着各种自我发现的可能。马建曾经在堵塞的交通里卖雪纺丝巾，在成都街头画卡通，他也鼓励着许多有冒险精神的同胞。他书里多次写到他劝诫偏远村庄的村民：“国家正在发生变化，开放！你不能和蔬菜一样就这么呆着。你要旅行，开眼界！你难道没听过深圳开发区？”

《昏迷北京》浸泡在讽刺的青春热情中。它的乐观主义大于任何驱逐他们的政治力量。正如戴伟所说：“中国是建立在文革基础上的，现在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国家。使命感已经把我们点燃。”更进一步，《昏迷北京》动人的讲述了很多中国人如何被唤醒，并开始真正“活着”，尤其是在广场上的年轻人，“那就像个巨大的宴会”，你可以喝酒调情甚至是做爱。

xx门上的屠杀以及对于屠杀记忆的抹杀，对于马建残酷清晰，正如1848年法国革命的失败对于福楼拜和他的时代。但是，《昏迷北京》对于参与抗议运动者的批评和对镇压者一样的猛烈。学生领袖们领导的目的是为了个人利益和名利。“我们这一代到底怎么了？”戴伟说。“枪指着我们的脑袋，我们还在彼此责备中浪费时间。”一个抗议者告诉学生领袖：“你是来打倒独裁的，但是你们内心却只想要个小王国。”戴伟的女朋友曾经是个狂热的示威者，如今她相信这些领袖“不过是想去美国读个大学，他们没有理想。”

4、

马建所受的政治迫害，使得《昏迷北京》酸味十足。散文式的优美只有在戴伟遇到爱或者回忆简朴童年时出现。马建使用了一些《红尘》式的抒情体：“我还记得布满尘土的绳子上绑了大蒜，就挂在厨房的门边。父亲在一个脸盆边坐下，用湿毛巾擦腿，自行车松落的链子在阳光下闪光，如果地里的麦子。”

小说里的苦难，不仅仅是来自对xx门抗议的失败也来自对文革的厌恶。马建认为中国是有残忍的独裁传统的国家，但是人民却又是妥协和顺从的。1997年，艾未未曾经发布自己的新作品，画中他的中指竖在xx门广场前。作品附文中他说：“现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一段被否认的历史，否认人性的价值和对个体的谋杀。这是没有灵魂的历史。”马建也同意这样的说法。“中国的历史有多丑陋。”《昏迷北京》中的一个外国人在游览过故宫后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去广场上示威，”戴伟的女朋友回答，“我们想给千年来的独裁画个句号。”

回忆起对x威的镇压，戴伟总结：“我们是勇敢的，但是没有经验，我们对中国的历史知之甚少。”推土机离他的家越来越近，他的朋友和亲属都抛弃了他，一个麻雀，这个曾经被***定为四害的动物，成了他的伙伴。伴着后天安门时期的中国，戴伟缓慢的衰退，清晰的头脑被困在虚弱的身体里寻找着细微的安慰，这成为《昏迷北京》最精巧的设置。马建的故事也饱含隐喻，比如，戴伟的昏迷预示着现代中国道德的迷茫。这种迷茫招致的结果被拥挤的隐没在整部小说里，并没有清晰的描述。选择这样一个能引起共鸣的历史事件作为小说的背景，使得马建无需为他的人物注入特殊的个性和使命。

文学与建筑一样，带着纪念的欲望写作，有时候会成为一座温和的纪念碑。在小说的最后，多少让人感觉设计过度。戴伟所想表达的（“我们以前的世界已经被改变”）如同小说所记录的其他现实已经清清楚楚。幕后更深的原因是马建的个人感受，他感觉日益被自己的国家孤立。他还坚持认为中国的未来不乐观，这无形的成为创作枷锁。一个流亡作者的悲观，就像一个简单无情的现实社会主义的乐观。事实上，无论如何，诸多良好的气质正在疯狂和华而不实的现代中国表面下慢慢生长，比如对于地震后四川灾民的同情和援助。

总体来看，现代中国社会的扭曲程度远超越十九世纪的欧洲和美国，这个为艺术家和作者提供了无限的创作空间。马建在《红尘》里也提到这些，比如人们在循规蹈矩和投机之间，在赤裸裸的剥削和成为受尊重的中产阶级之间的摇摆不定。总之，他的新书如同一个漫长又悲哀的告别，告别那个一直都在的腐败中国。“如果我能够好起来，”戴伟说，“我大概会忘记政治，只是关注如何获得快乐。”就和很多逃亡的人一样。《昏迷北京》用精神上的自我满足抵挡了对政治的失望。事实上，中国复杂的种种问题，以及马建个人的道德热情正是他创作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