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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s great new architecture is a mixed blessing for the city.

原文地址：forbidden cities

翻译：邮差（猜猜他是谁？）

城市规划师Edmund Bacon曾经描述说北京“可能是人类在地球上最伟大的单一作品。”可以想像一下19世纪30年代他来到北京那时的情形，外城墙连绵护卫，紫禁城坐镇中心，整个城市整合成型，它有着庞大尺度的几何结构，兼具对称性和精确性。胡同系由星罗棋布的民居院落沿着小巷排列成型，它们构成了城市肌理的大部分风貌，在对于北京城的重要性方面，他们甚至绝不亚于庙宇和皇家建筑，事实上，北京的宗教和皇家建筑本身就是庭院和街巷的细密结合体。北京城就这样浑然一体。

可是，那样的风貌无法永远保留，它终消散了。***当年努力想把北京变成工业和政治中心，工厂和硕大的机关大楼遂在这座城市生长起来。而如今，毛的北京却几乎跟没落的紫禁城落得个同样的命运。工厂被迁至城市边缘，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城市轮廓，它与上海所展现出的那种对于高度的沉醉不同，也区别于香港城市轮廓的逼仄和紧张。在北京，高耸的大楼在广阔的空间里四散林立，平庸占据了它们的主流，而余下的另外一些则显得不可思议，为了取悦某前任市长对于中国元素的偏爱，其中一些于是被盖上了宝塔一样的大帽子，而另外的那几座大楼，则与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同类一样，正展露出摄人心魄的气势。在北京，最新的潮流是如何能用建筑震惊世界，其结果也是相当醒目——一座明白无误属于21世纪的城市横空出世，它的前卫主义趣味中混杂着一味追求发展而潜行着的冰冷无情。今日的北京就如同毛时代的北京一样拒绝情感的流露，而对于历史，假若历史成为绊脚石，这座城市绝不会对其存在保有多一丁点的耐心。可北京又不情愿像上海那样，单单为增长率所定义，或以迪拜的方式，拿完全人工斧凿的夸张面目示人。前些日子我到访北京的时候，建筑师Ole Scheeren这样跟我讲道：“北京在弃绝其自身历史脉络方面的能力卓绝，可偏偏它又不想放弃自己特立独行的形象。”

Scheeren是Rem Koolhaas的合伙建筑师，CCTV总部大楼正是他们二人合作的成果，这座建筑惹人期待，远在其预计今年年底的完工之前，它便早已吸引了足够多的目光。那是一座由钢铁和玻璃结构而成庞然大物，是摩天大楼的一个眩目的变体，它的体量已不仅仅是要震慑观者，而是要将他们一举吞没。这座大楼容纳的房间数将居整个中国之冠，与五角大楼等量齐观，但仅就摩天楼大楼而言，它倒是嫌矮了些，只得51层。远远看去，它就像座庞大的拱门，又像个长方体的莫比乌斯环，连绵不断。两座竖立着的组楼将作办公用途，它们向内倾斜，感觉摇摇欲坠，但却又在首尾两端被两组容纳着配套设施的水平的楼体连接支撑起来，水平的楼体一块贴地，另一块悬空形成一座空中走廊。如果走近观看，你会发现这两座水平的楼体均由两部分接合为直角汇聚而成，空中的那部分楼体有13层，直角极富戏剧性地挑空伸展出530英尺，像个善意的机器人敞开怀抱。这样的外型呈现的确太过新颖，也许需要假以时日才可消化理解，遂有市民称它做“大裤头”。路过这座建筑时，随着你的行进，它似乎也在发生变化：“它有时显得庞大，有时又显得渺小，从某些角度看，它展现着强力，而从另外一些角度看，它又变得羸弱。” Scheeren说道，“它不再仅仅呈现出一种单一的形象。”

也许你会觉得，这座建筑就如同Koolhaas其它的作品那样，不但是建筑，也是大师炫技的证物，但无论如何，这座建筑倒自有其宁静和庞大的威严，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玻璃的用色，那是一种轻柔的灰色调子，几近完美地映现出北京上空的天色。在玻璃的外沿，斜纹格子的钢质框架结构清晰可见，线条在悬臂结构部分色调加重，而那个部位，正是建筑极欲突出的视觉结构重心。Scheeren告诉我：“我的幻想是建筑的外立面在天空的灰底子的映衬下彻底消溶，在人们视线中，只余黑色的网格。”

就像CCTV大楼一样，由纽约建筑师Steven Holl设计的一组连接在一起的公寓建筑——万国城，也以悬空的桥接结构组成，其概念构思大胆，如若放到任何一座西方城市，恐难避免折衷妥协的命运。Holl的设计包括8座方形塔楼和一座圆形塔楼（一座酒店将置身其中），均为20层。用作住宅的塔楼群有着相同的铝合金格子状外立面，正方形的窗户退身入墙，亮彩镶边，Holl称此种灵感取自佛教庙宇。Holl的设计中，这些塔楼按环形分散布局，各楼之间系以玻璃密闭结构的桥状通道相连，各桥高低错落，看似街道升腾入空中，令整个建筑群遍体贯通，这样一来，一种公共空间，或半公共空间便在空中营造出来。有的桥起自某一层，却落在另外不同的层高，行人似乎就是在空中的斜坡行走。每座桥也容纳了住户可以共享的公共设施，如健身房、咖啡馆或者书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一座游泳池，它看上去就好似漂浮在17层高的空中。

空中街道的概念意在抵消高层建筑生活形态所产生的疏离感，鼓励居户在这个建筑综合体中自在徜徉。Holl北京工作室的项目建筑师Hideki Hirahara伴我考察万国城项目时告诉我：“在北京，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遭遇交通阻塞和污染，而我们的目的就是在这个项目中提供所有的城市功能。”说话之时，施工团队正准备为钢架结构的桥梁封上玻璃外面。

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观看，那些桥梁的壮观都毋庸置疑，令人不禁会去遐想，自己在高塔间云中漫步，又或可以驻足暂歇静享咖啡时光，这些都是地面所无法提供的非凡感受。但且慢，思绪请回来!对于逐渐缺失了人行街道的城市而言，这确是一个不俗的样板，但我却宁愿说它其实昭示着传统的以街道为根基的城市在此地已没有了明天。项目建造者希望将前卫的概念引入高层生活形态，他们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但从另外一个层面说，相较北京城郊日益繁衍生长起来的那些安保措施严密的公寓楼群，Holl的楼宇所呈现的面貌并无太大区别。古老胡同的21世纪替代物就是郊区摩天楼群，你须驱车前往，每次出行往返也须以汽车代步，这恰是过去十数年间年美国城市规划者们力图避免的都市形态。

有了上述的背景，再去看另一项西方建筑奇观如何极力挣脱自己与这座城市的干系，你就不会太过惊诧，这里要说的是由法国设计师Paul Andreu担纲设计的中国国家大剧院，它是一个座落于人工湖之上的巨大的半卵形反光玻璃建筑，设计的意图就是希望它看起来就好像漂浮在水面上；它甚至没有门，这似乎是为了不去破坏它外形的纯粹性。你须步入人工湖旁边的地下广场，穿过水下通道，再搭电梯进入这个卵形的建筑。剧院内部容纳了三个功能不同的音乐厅，置身那庞大的具有优美弧线的屋顶之下时，的确有种兴奋的感觉，但是，总体来看，意在追求戏剧化效果的入口设计，却最终流于愚蠢和笨拙。有中国人提到这座建筑时，称它作“鸟蛋”。

当地人把北京唤作“摊大饼”，自1991年以来，北京每年新增人口300，000，截至去年年末，这个城市已有了近1700万的人口。旧日的北京是为着平民步行和皇家出行设计的，这两极之间，再无须考虑中间的级层需要，如今，它的结构已一派混乱，而一座摩登的城市就建立在这混乱之上。传统的街市少之又少，它们且相互远离，城里也越发难觅传统街区。当北京还被自行车所统治的时候，它与机动车的不协调倒不甚突出；现在，中国人有了汽车，北京这个曾经散发出古典韵味的城市变得越来越像休斯敦。三年前我曾访问北京，那时我认为它的问题在于错误地模仿美国。但现在，这样的模仿意味已然模糊，拥挤、污染和城市的蔓延扩张虽然仍是这个城市形象的主流，但新建筑的出现，已远远不再是对美国的模仿，更远远超出了大部分美国城市的发展意愿和能力。整个城市也由此笼罩着这样一种情绪：人们谈论着新建筑，而不管他们对其认同与否，都会承认，如此大胆的建筑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恐难立身。

在北京，关于历史保护的话题也开始渐渐出现。39岁的记者王军成了当代北京的Jane Jacobs，他在呼吁老城区和传统街道的保护上面直言不讳。“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是老的北京分崩瓦解的最严重的时候。”王军对我说，“我做了很多调查，这让市里的官员们很不高兴，但这激发了我进行更多的研究，这又让官员们更不高兴了。”现在，官员们也开始邀请他参加那些一度对他大门紧锁的会议，市里也开始拨款对一些胡同进行修缮，几年前它们险遭毁损。

也有城市规划专家认为，王军的立场更多的只是怀旧意味，北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发展新的城市形态。“在中国，大尺度似乎成了与高速发展相匹配的唯一手段。” 在北京的荷兰建筑师Neville Mars告诉我，“城市规划的欧洲模式已经过时了。北京成了一个散射状的城市，我们怎么才能把它拼补回来？中国人看似掌控得了一切，但是事情发展之快超出了所有人的掌控能力。”

不过，开发商们近来已经开始着手开发老建筑的吸引力，他们希望以此占领白领阶层市场。以兴建大型现代化公寓和写字楼著称的地产商SOHO中国目前致力于位于天安门南向的前门商业街的改造，这是一项建立在被保护和重建的胡同基础之上的改造工程，可算作是波士顿威走廊商业街（Fanueil Hall）的北京版。张欣同她的丈夫潘石屹一起执掌着SOHO中国，她告诉我：“太多的东西已经被毁掉了，现在让我兴奋的是去保存留下来的东西。”但多数情况下，留下来的东西所剩无几，新建筑群的大部分要从零开始。张欣说：“中国人不喜欢旧的物事，什么都要新的，如果有月球来客降临，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比美国还要新的国家。”她停顿了一下又说，“也许，这就是毛想要的。”